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，伟大领袖主席在庄严的广场宣布新中国的成立，然后，用他那指挥雄兵百万的粗大手指，轻轻按动一枚小小的电钮，象征新中国的五星红旗，就这样升起在首都的上空。

  6月，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，着手进行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。其中负责拟定国旗、国徽、国歌方案的第六小组，决定向全国公开征求国旗图案。

  《征稿启事》迅速传遍全国，传向海外。一个多月内，政协筹备会便收到国内外群众寄来的国旗稿件1920件，图案2962幅，国旗审查小组平均每天收到100张国旗图案。

  投稿者既有革命领导干部、社会知名人士、美术家，也有普通干部和工、农、兵，甚至小学生。

  这些图案有的是在隆隆车间工具箱上绘制的，有的是在枪炮不断的战壕里构思的。

  还有一件是从未解放区邮寄来的，信封上贴了法币20万元的邮票。从这枚邮票就能够准确的看出蒋管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。大家都非常惊奇地传看这个信封。

  海外华侨也从美洲、印尼、马来西亚等地寄来23幅图案。其中，一位华侨在来稿中写道：“虽然我的稿件可能不会被采纳，但我还是很高兴，还是感到做了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工作，因为新中国的成立使我们这些海外孤儿有了信心，有了希望。”

  盛夏8月，北京饭店413号房间一片热闹。第六小组和评选委员会对数千幅图案进行了认真审阅和反复研究。最后，将复选出的38幅图案印发给出席政协第一届全员会议的代表讨论。

  这些图案多数是红旗加五角星，有的加上镰刀斧头或嘉禾齿轮。其中，郭沫若设计的图案有一颗五角星和两条黄杠，代表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黄河、长江；朱徳设计的图案左上1/4为蓝色长方形，嵌一颗五角星。

  在主持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，张治中来到的住所。他是政府的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，当双方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被政府拒绝后，他留在了北京，作为特别代表，邀请出席了政协一届会议。

  “我反对这个图案。红地国旗是代表国家和革命，中间这一杠，不变成分裂国家、分裂革命了吗？”张治中先生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。

  听了，皱了皱眉头：“这倒是一个问题，不少人很主张采用这一图案，并且也举了很多的理由，我再约大家来研究吧！”

  9月25日，张治中先生得到、周恩来的邀请，到参加关于国旗设计的专题讨论会。客气地和张先生握了握手，并且向大家介绍了张治中的意见，然后接着说：“我知道反对这黄河一道杠的，在大会上恐怕只占1/4到1/3，以3/4或2/3的赞成票通过是没问题的，但是这样不够圆满，我们肯定要选一幅让全体同志一致通过的才好！大家想想吧。”

  文学家田汉几次从这张设计图稿前走过，又几次恋恋不舍地转身回去端详，他总觉得这幅图案眼熟，似乎心目中的国旗就应该是这个模样。

  艺术家的直觉，终于促使田汉举起这张薄薄的纸片，大声对说，这是一幅很理想的画面，如果不要上面的镰刀斧头效果可能会更好。

  但是，一些人就五颗星的书面解释又提出了一些问题：“这四颗星是代表四个阶级，假如将来进入社会主义，国旗不是又要改吗？”

  思路敏捷地说：“把说明改一改好不好？不说四小星代表四个阶级。五星红旗这个图案表现我们革命人民的团结。现在要团结，将来也要团结。因此，现在也好，将来也好，又是团结，又是革命……”

  在政协最后表决国旗图案时，曾任和平谈判代表的邵力子站起来发言说：“图案设计我没什么意见。但是，大星小星的提法有些不合适。在中国语言里，小星是被称作姨太太的，这不好。”

  李烛尘说，把小星统统不要，只要一颗大星做国旗。但他的这个意见没有附和者。

  马健翎提出在大五角星的外面画一个圆，在圆上取等距离的四点作为小五角星的位置。这样，小五角星变动一下才整齐美观。

  当时，议论最多的还是邵力子关于小星的提法，大家都同意把小星改为小五角星的意见。

  邵力子的发言经过讨论，大家认为小星的提法不懂古文的人不知道，知道的人并不多。大会还是通过了这面国旗，只是避开了小星的提法。

  通过国旗等议案的这一天，是政协大会的第六天。这一天的执行主席有两组。前半场由张澜、李立三等主持，主要议程是各单位代表发言。后半场主持人是周恩来、宋庆龄、张云逸、陈叔通、赛福鼎·艾则孜，他们负责讨论和通过议案以及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的报告。

  三天后的闭幕式上，主席台的一侧走出三个穿军装的男女军人，他们在主席台上按开一面特制的五星红旗。

  和六位副主席站在国旗前面，从照片上看，的头微微昂起，一脸庄严，他的老战友朱德和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站在他的两边。

  报纸上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决议案：“全体一致通过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红旗，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。”

  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登的关于《国旗制作的过程》中这样提到：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。一星较大，四星较小，环拱于大星之右侧。四颗小五角星均各有一个尖正对大五角星的中心点。

  值得一提的是，中国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时，也曾起草过国旗和国徽的设计的具体方案。当时提出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徽图案是地球下面托着谷穗和麦穗，国旗底色为红色，置国徽图案于其上，图案用黑色，旗杵套为白色。大会还对国旗的长宽尺寸等做了详细的规定。

  但是，只有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华民族和炎黄子孙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标志——一面真正能象征独立、民主、自由、团结的国旗。只有五星红旗才真正代表了一个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中国！

  当时，曾联松只是上海的一名普通财务工作者。这天，当他看到《解放日报》上刊登的征求国旗图案的通知后，心中顿时燃起一股责任感，他一定要投稿！

  在绘制国旗图案的时候，曾联松脑海中一直回荡着一首歌曲：“……他为人民谋幸福，他是人民大救星……”

  这个灵感一出，曾联松马上画了起来。他先画了一颗大五角星，并在星星上画了镰刀和斧头，代表中国，又画了四颗小五角星，代表的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中人民的四个阶级。

  接下来就是考虑星星的位置了。经过几千张草稿的比对，最终，曾联松选择把五颗星星置于旗帜的左上方。颜色方面，星呈黄色，代表中华民族属黄色人种的表现。

  后来，当报纸上公布国旗的最终方案时，曾联松有些激动又有些惊喜：激动的是中国人民从此将拥有真正代表自己国家尊严和主权的国旗；惊喜的是这个五星红旗竟与自己设计的图案大致相同。但他又不敢确认这就是他设计的，因为公布的图案大星中没有镰刀斧头。

  一天，曾联松碰巧在图书馆查到一本《国旗图案参考资料》，其中“复字第三十二号”五星红旗图案下赫然印着“设计者——曾联松”几个字，他这才知道，自己的名字已经与国旗紧紧相连。

  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，业已采用，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，人民币500万元（即后来的人民币500元），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……第二年国庆节，曾联松被邀请登上了观礼台。

  1997年元旦早晨，耄耋之年的曾联松老人不顾重病在身，执意让老伴将香港一些民间社团请他签名的五星红旗拿出来，用颤巍巍的手一一为那些热爱国旗的港人签上他的名字，以表达他对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。

  一天，华北军区宣传部长张致祥接到命令，要他负责现场的布置和宣传工作。接到命令后，张致祥火速赶到了。

  和广场将成为开国大典的中心，主席台如何布置才庄重？广场上如何装饰更喜庆？领袖像挂在啥地方？升国旗的旗杆竖立在哪个位置？……一大堆难题摆在面前。

  张致祥从军内军外请来了一批能工巧匠，请大家献计献策。当谈到升国旗的事情时，大家热烈地讨论开了。

  “城楼离旗杆那么远，毛主席怎会是从城楼上走下来拉动绳子升旗呢？”

  “我有一个办法！”突然，一位30出头的年轻干部说：“可以设计一个自动升降器，把控制开关放在城楼上。到时候，毛主席伸手一按电钮，马达启动，就带动国旗上升了。”

  可是，电动升旗是怎么回事，在当时，仅有个别人从外国画报上见过。承担广场的电线安装任务的一个电力工程师答应试试看。

  这位电力工程师叫林志远，是北京市建设局的，就是他担任了开国大典升旗装置的总工程师。一连几天，金水桥以南的广场中间弧光闪闪，锤声铿锵，工人们焊接的长22X5米的铁管旗杆，竖起来差不多相当于城楼第一层飞檐的高度。旗杆的土木工程最简单，没有给国旗卫士留出入口，卫士出入都是翻越栏杆，很不方便。

  根据升旗仪式和奏国歌需要同步进行的要求，在城楼西南角安装了电钮，电线从这里钻进城楼前的马路，然后架高一直延伸到旗杆处。大理石基座里藏有总开关，还有土造的计时器，控制升旗时间和速度。电线直达旗杆顶端。顶端呈球状，里面有正向、反向自动开关。正向开关启动控制红旗徐徐上升，反向开关启动降下国旗。

  电路接通了，试验用的红旗冉冉上升、上升。突然，红旗停在十六七米处的半空中不动了，旗绳卷在滑轮上，升不上去也降不下来。

  这件事后来被传为“神话”。有人说是国旗有“灵性”，在第一次升起时，它自动定格在半旗位置，是要向那些为了反对内外敌人、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、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致哀。

  后来，一个工人爬上旗杆，找到了症结，迅速地排除了故障，并且采取了相应的保障措施。

  整个电动升旗装置在10月1日早晨测试成功，大会筹委会主任周恩来请去检查升旗设施。

  握着徐博文的手，详细询问了电源保证工作。徐博文所在的电力公司负责对北平全市的电力供应。

  “一路来自石景山电厂，经前门变电站到广场；另一路来自平津唐电网，经东城变电站。”徐博文说：“我们有人工切换装置保证畅通。”

  说：“我们肯定要考虑周到，万无一失，有备无患，这样才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”

  随即，叮嘱一定要准备人工升旗，把用绳子升上去的旗先隐藏起来，派几名士兵守在旗杆下。万一断电或失灵，立即人工升旗。无沦如何要保证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开国大典时顺利升起。

  10月1日那天，徐博文亲自守在调度电话旁，监视电网运行。他手上有好几套应急方案，随时准备应付断电事故。

  他的身边，有一个音量极大的收音机。当他从广播中听到雷鸣般的掌声、欢呼声时，他知道，五星红旗顺利到达了旗杆顶端。

  1949年10月2日《人民日报》第一版上，登载着新华社记者李普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。见报前，分管新华社的审查了以后说：“电钮升旗那句话，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。否则，虽然你懂我也懂，但有些读者可能不明白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

  之所以这样做，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还有不少相信神灵的人，本来在这个有着神话传统的国度中就有飞檐走壁、神仙保佑之类的活灵活现的故事，人们再亲眼看见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，那又不知道要编出多少神话来呢，还是该不嫌累赘，明明白白地对大家说，这是用电线控制的。

  最后，《人民日报》上是这样写的：“毛主席亲自开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，使第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。”